被曲解的挫折教育耽误的孩子
被曲解的挫折教育耽误的孩子
如今，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重视孩子的挫折教育，认为挫折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抗挫力，培养孩子挫折下的承受能力。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片面的。
当孩子遇到大的挫折，遇到跨不过去的障碍时，除了承受，除了努力跨过去，还可以选择调整路线绕过去。
果仁妈认为，所谓的挫折教育，更恰当的表达是教会孩子面对挫折，以及跟挫折相处的能力，即“逆商培养”。
果仁妈今天的文章，就来具体探讨下，如何培养孩子与挫折相处的能力，即“逆商”，文章有理有据，还有观点，有实操，很有参考意义。
什么是逆商？
逆商，指人们面对逆境和挫折时的心理状态和应变能力，也叫逆境商数、挫折商或逆境商，是由美国学者Paul G Stoltz于1997年提出的概念，逆商越高，抗挫力越强。
它包括了以下四个纬度[1]：
掌控感（Control）
即面对挑战与困难时的态度。逆商低的人往往会退缩畏难、妄自菲薄：“这个事情太难了，我不行”、“我放弃了，做什么都没有用。”
而逆商高的人在相同情况下则会更加乐观自信：“这个可真难办，但我一定能做些什么！”、“总会有办法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想要获得掌控感，首先就得拥有“任何事情只要努力，都能办到”的韧性和决心。
归因及担当力（Origin & Ownership）
即个体在逆境发生时是否会担起责任、改善现状。
与逆商低的人相比，高逆商的人往往更有担当与执行力，并且更善于归因。他们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愿意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后果。
影响度（Reach）
即对逆境影响范围与程度的把控。
逆商低的人会“由点及面”，把糟糕的情况延伸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无限放大。而高逆商者却能把问题的负面影响范围仅控制在当前的事情上，并使对自己的负面影响程度降至最小。
持续性（Endurance）
指逆境对个体影响的持续时间。逆商低的人往往会长期深陷其中摆脱不了：
“我永远都学不好这门课程了。”
“情况再也不会变好。”
“我的生活会一直糟糕下去，这辈子完了。”
但高逆商者却会认为困境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以上这四方面，简称为逆商的CORE四纬度。目前，在测量青少年儿童逆商水平方面应用最广泛的逆商反应量表（Adversity Response Profile，简称ARP），就是由这四个纬度所组成[2]。
为什么要重视培养孩子的逆商？
为什么强调要培养孩子的逆商？简单来说，是为了让他们能更好地与挫折相处。
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路，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大小不一的路障，这些正是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与挫折。有些障碍比较小，孩子经过时一抬脚就迈过去了，说明孩子的能力能够驾驭这些困难。
而有些障碍对孩子来说很高，他们或许会绊倒、会被吓懵——如何在发现这些障碍时，巧妙地调整路线躲开它们？如何在绊倒后尽快爬起来？如何在短暂惊吓之后，尽快恢复自信开朗的好心情？这一切，正取决于逆商在发挥作用。
而高逆商，甚至会在重大挫折面前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帮助孩子逆风翻盘。
上世纪五十年代，儿童心理学家Emmy E.Werner曾进行过一项长达32年的跟踪研究[5]，研究对象是夏威夷 Kauai 岛上的儿童。
这是一个贫穷的小岛，其中有201个孩子，在儿时经历过一些超出儿童正常情感发展承受度的压力性事件，比如巨大的家庭变故、成长环境充满激烈矛盾、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遭遇躯体虐待和情感虐待、长期被忽视等。这些都是人生路上的“超级路障”。
Werner的研究发现，这些“高危儿童”中有三分之二（129人），到10岁时已经出现智力和行为方面的异常，或者到成年以后就已犯过罪。
但还有三分之一（72人），在青少年时期智力和行为都很正常，并且成年以后很有出息，成为了自信、能干、有爱的人，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总结这一部分孩子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
知道自己所处不幸，并敢于承认这一切，绝不逃避；
面对逆境不自暴自弃，而是尽快适应并调整自己，始终积极面对不幸；
坚信未来由自己掌控，并为此不断努力。
可见，有的孩子，直接被磨难打趴下，再也难以翻身；也有的孩子，因为高逆商而绝地反弹，彻底摆脱不幸，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此外，还有很多研究均表明，高逆商对人生多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比如，逆商越高，个体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少，抑郁水平更低[3]；罹患身心疾病较少，往往更加健康长寿[4]；同时对未来的职业发展也有促进作用[2]。
所以，它对孩子的重要性，不应该再被低估。
培养孩子逆商，有哪些误区？
误区一 ：要培养抗挫力，必须打击孩子？
目前普遍有一种看法——现在的孩子之所以那么脆弱，动不动就自杀，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过于顺风顺水，缺乏挫折的历练。
所以，为了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少父母会刻意为他们制造困难。比如：
故意在子女面前扮穷，节衣缩食、隐瞒家庭真实条件；
对子女的任何行为都打压贬低，觉得打击多了，孩子自然会坚强；
从不会满足子女的任何需求，认为不能让孩子有不劳而获的心理；
……
这样真的管用吗？
大量研究表明[6,7,8,9]，童年逆境对孩子一生的身心健康状况有着强烈的负面影响，ACEs经历越多的孩子，长大后罹患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身心疾病的概率会越高，同时事业上的发展也会越发不顺。
图示[6]，童年逆境体验（以虐待为例）与成年后抑郁、焦虑、消极等呈显著正相关。
可见，逆境状态非但不是孩子获得逆商的必要条件，甚至弊远大于利。
既然如此，那提高孩子逆商的关键是什么呢？不妨继续从前文中Emmy E.Werner的那个追踪研究谈起。这个实验证明了高逆商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克服童年逆境，并在今后生活得很好。而他们高逆商的获得，也是有迹可循的。
Werner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那些逆袭的孩子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环境因素——尽管他们或家境贫穷，或时有家庭纷争或父母精神异常，但在幼年时至少有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照料者。
这个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祖父母或哥哥姐姐。Ta被孩子彻底依赖，并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无条件地接受与关爱着。
也就是说，孩子并不是因为经历了逆境，所以才会拥有高逆商；而是因为有了高逆商，所以才能克服逆境、实现人生飞跃。而逆商的拥有，离不开父母对待孩子的爱和态度。正是父母的爱，才能让孩子真正有底气面对人生的挫折与风浪。
误区二 ：挫折教育越多，孩子的逆商越高？
延续上面的问题，为什么说逆境无法保证让孩子拥有高AQ，挫折教育并非多多益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习得性无助」实验，那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Martin Seligman等人于196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10]。
概括来说，当狗经历反复电击却发现自己无法逃离后，它们会逐渐放弃挣扎。哪怕最后实验条件改变，这些狗完全可以轻而易举逃脱，它们依旧不做反抗，逆来顺受地接受痛苦。
这种表现就是“习得性无助”。它在人群中同样普遍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面对困难或挑战时会习惯性地选择放弃或退缩。
根据Martin的研究[11]，当挫折接二连三，自己却无法克服时，个体容易受到三种认知倾向的影响：
个人化：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因为自己的错；
普遍性：把坏事产生的负面影响泛化，认为会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持久性：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永远存在，情况会一直糟糕下去。
以上也称作“3P”思维陷阱，会使人产生归因偏差，将“我做什么都不行”这一想法内化，从而削弱一个人的掌控感，导致持续性的低自尊，使逆商处于低水平。
因此，过多的挫折教育对培养孩子的AQ并无好处。逆商的高低，并不取决于经历困难的数量及难度。
如何培养孩子的逆商？
逆商并非源于逆境本身，而是源于孩子应对逆境的方式。因此，培养高逆商的关键，是改变孩子面对挫折的态度和行动。
Paul G Stoltz曾提出一个应对逆境的LEAD工具[1]，同样适用于孩子：
1. L（Listen）：“倾听自己的逆境反应”
当困难发生时，我们可以与孩子交流一下他们的感受：
对此是感到沮丧难过、还是镇定坦然？
如果是负面的感觉，原因是什么，能不能控制住不加深？
还可以教孩子用夸张而幽默的方式（如大笑、有趣的手势等）来面对挫折，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2. E（Explore）：“探究自己对结果的担当”
帮助孩子认识困难产生的原因，吸取教训，避免下次再犯。这一步的关键是让孩子敢于为自己的行为担负责任，不自责，不推脱。
3. A（Analyze）：“分析证据”
很多孩子之所以遭遇一点失败就会一蹶不振，是因为他们的思维难免局限，有时候会认死理，无法对整件事情做出客观判断。
这时候，大人的引导至关重要。可以用以下思路带孩子分析问题：
“有什么证据表明你做什么都不行？”（用孩子擅长的其他事情进行反驳）
“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困难一定会影响到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举例反驳）
“有什么证据表明困难一定会持续很久？”（举例反驳）
家长的作用，是让孩子相信所有困难都是暂时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4. D（Do）：“做点事情”
困难发生后，不妨带孩子采取一些有意义的行动来使得局面有所改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会产生胜任感，这有利于他们更快地从逆境中恢复。
除了上述技巧性的方法以外，还有一些可行的方式。比如，让孩子坚持运动。
体育对于培养青少年儿童的抗挫折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很多运动项目，如轮滑、攀岩、篮球、田径、冰上运动等，均被证实可以有效提升孩子的逆商。
那些体育运动参与水平较高的学生，在意志力、问题归因能力、忍受能力等方面均优于不常运动的同龄人[12]。
当然，所有这些措施的基础，是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
研究发现[13,14]，当父母能像子女的向导一般，既对孩子的情绪与反应表现出同理心和体贴，同时仍然意见明确、态度坚决；即使做出的决定可能无法让孩子完全满意，但还是会为孩子做出正确的决定时，孩子的逆商往往更高。
参考文献 |[1]Paul G Stoltz. 逆商：我们该如何应对坏事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2]蔺佳佳. 中国学生逆商研究述评[J]. 心理学进展, 2018, 8(7): 964-969.
[3]陈灿锐, 李炳全, 李淅琮. 学生的逆境商、焦虑和抑郁的关系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09): 674-677.
[4]LO Lee, P James, ES Zevon, et al. Optimism is Associated with Exceptional Longevity in 2 Epidemiologic Cohorts of Men and Women[J]. PNAS, 2019, 116 (37):18357-18362.
[5]Werner, E. E. and Smith, R. S.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silient children and youth[M]. Publisher: Adams, Bannister, Cox, 1982.
[6]Yoshihiro Uchida, Toshinao Takahashi, Shigemasa Katayama. Influence of trait anxiety, child maltreatment, and adulthood life events on depressive symptoms[J].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2018, 14: 3279-3287.
[7]Korkeila J, Vahtera J, NabiH, et al. Childhood adversities, adulthood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0, 12(127): 130-138.
[8]Felitti VJ, Anda RF, Nordenberg D, et al.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The adverse child hood experiences (ACE) study[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 ventive Medicine, 1998, 14: 245-257.
[9]Shanta R Dube, Michelle Cook, Valerie Edwards. Health-Related Outcome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Texas, 2002[J]. Preventing Chronic Disease, 2010,7(3): 1-9.
[10]Seligman M E, Maier S F. 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 J Exp Psychol, 1967, 74(1): 1-9.
[11]L Y Abramson, Seligman M E, Teasdale J D. Learned helplessness in humans: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78, 87(1): 49-74.
[12]Zainur, RA Lardika, N Gazali, et al. Adversity Quotient (AQ): Eff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On Adversity Quotient Level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2020, 24(8): 9939-9947.
[13] Yakoh, M., Chongrukasa, D., Prinyapol, P. Parenting Styles and Adversity Quotient of Youth at Pattani Foster Home[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 205: 282-286.
[14]徐芳芳, 单庆芳, 洪贝琪, 等. 青少年逆境商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研究[J]. 中国学校卫生,2015, 36(11): 1665-1668.
作者：筱恬
